北京为何被拼作“Peking”？这个搞拼音的洋人不简单，给中国接连挖了好多大坑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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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及威妥玛，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威妥玛式拼音”，以为他只是一个头顶光环的著名“汉学家”，一个学者，一个外交官。

然而，这个印象是极度片面的。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英国人，1818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之家，其父在威妥玛接受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的漫长教育后为他购买了军职，——英国远征军第98军团中尉。1838年加入英国陆军，并于1841年随英军侵华，参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于战后留在香港。由于他是军队中唯一懂粤语的人，于是1843年被委任为港英殖民政府翻译。

1847年退伍后，威妥玛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为了尽快掌握北京官话，威妥玛结识了祖籍浙江兰溪的北京人应龙田（Ying Lung—t’ian) ，请他充任自己的北京话教师。

1853年，威妥玛赴任上海，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

同年，英国人趁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时机，强行占领了江海关。威妥玛利用自己上海副领事的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英国的此次侵略行为捞取了不少好处。

1854年，苏松太道吴健彰被迫与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签订协定，允许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人，掌管江海关，首开侵略者直接管理中国海关之恶例。英、美、法三国取得上海海关的实际控制权后，威妥玛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

1855年，威妥玛辞去海关职务，担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

1858年，出任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的翻译兼任中文秘书，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活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68年发明威妥玛式拼音，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

1856年和1857年，威妥玛分别对一批英国译员进行了中文水平测试，结果令其大失所望。造成英国译员中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威妥玛认为是缺乏一种科学的、合适的教材。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英国殖民的政策，威妥玛决定编写一本北京官话的教材。

1859年，第一本教材《寻津录》（the Hsin Ching Lu）问世，并投入使用。

封面上有两行中文小字“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

战国时，李斯《谏逐客书》有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由此可见，经过多年的学习，威妥玛的中文在汉语老师应龙田的帮助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这本《寻津录》书后，附有一张《北京话音节表》，如下所示。

PEKING（北京）出现了。

PEKING DIALECT，就是“北京话”。

彼时，中国一南一北有两大官话，北方以北京官话为主，南方以南京官话为主。南京官话接近韵书，是读书音的标准，其影响力比北京官话还要大。南京官话的声母分尖团，北京官话读书音也跟着分尖团（北京话口语则不分）；南京官话存在入声，北京话口语中虽然没有入声，但北京官话读书音也受影响存在入声。如此一来，西人受南京官话的影响，遂将北京拼成了——“PEKING”。

上面这张《北京话音节表》来源于何处呢？是威妥玛自个儿编创的吗？

不，并非如此。

这张《北京话音节表》是威妥玛的汉语老师应龙田于1855年以樊腾凤的《五方母音》二卷为基础制作的一张词汇表。

清人樊腾凤《五方母音》，又名《五方元音》、《五方元音大全》

作为北京人的应龙田，认为北京话（口语）实际读音中没有入声，故此在制作词汇学习表时取消了入声调，并将《五方元音》中一些在北京话口语中不存在的字音从表中剔除。

威妥玛就根据老师应龙田的修改，制作了上述的《北京话音节表》。后来，这张音节表就演变成了享誉世界的“威妥玛拼音”的雏形。

威妥玛拼音（Wade–Giles system），习惯性被称作威妥玛或威式拼音、威氏拼音、韦氏拼音、威翟式拼音，是一套符合英语母语人士的、用于拼写中文读音的拼音系统。该拼音由威妥玛设计，在1867年的《语言自迩集》中建立，后经翟理斯1892年的《华英字典》完成修订。

在1958年的现代汉语拼音成为国际标准之前，世界上第一个中文拼音标准就是威妥玛拼音及其变体邮政式拼音。

威妥玛学会了中文后，最热心干的事就是“超级大忽悠”。

同治八年（1869年），在法国公使罗淑亚的授意下，法国传教士在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即今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西端北侧）建造一座天主教堂，为此不惜拆除在当地著名的崇禧观、望海楼和附近大量的民房店铺，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怨声四起。望海楼教堂建成后，当地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被发展成为教徒，他们依仗着法国人的势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再次激发民怨。

望海楼教堂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望海楼教堂所属的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出现大批死亡现象，教堂遂将死亡的孩童葬在海河东岸的盐坨。由于死亡数量惊人，法国人漫不经心，工作懒散，常常随意处置死婴尸体，每两三人敛入一棺，甚至尸骸暴露在棺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此情此景，惨不忍睹。

恰逢此时，天津又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有案犯被捕后称系受望海楼教堂指使，一时舆论大哗。

6月21日，闻讯民众赶来围攻教堂，与传教士互掷砖头、进行斗殴。天津知县刘杰闻讯后即刻率兵前去弹压，并带着被抓获的拐犯武兰珍至望海楼教堂对质，望海楼教堂予以否认，并立即通知了法国驻天津领事。

随后，获知消息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带兵匆匆赶至望海楼教堂，不问青红皂白，便指使手下向天津知县刘杰及其随从开枪射击，刘杰躲过一劫，但侄子刘七却被打伤。

由是，法国人的粗暴行为彻底激怒了围攻教堂的民众。他们怒不可遏，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然后冲入教堂杀死2名神父、10名修女、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并放火焚毁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由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四座教堂。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教案发生后，1870年6月24日，法国、英国、美国、沙俄、普鲁士（德国）、比利时、西班牙七国联合向清廷施压，派公使向总理衙门递交抗议书，要求道歉、惩凶，并进行相应赔偿，同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恐吓。

“天津教案”事件的进展与普鲁士-法国战争仅仅相差数日。

1870年7月16日，受命处理此案的曾国藩至天津进行现场勘察。

曾国藩甫到天津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当地民众多方指责，并称经调查确认育婴堂不存在诱拐伤害孩童之事。

在去天津前的7月14日，普法两国就已经闹出了埃姆斯密电事件，——普鲁士和法国即将开战。

曾国藩当然也知道这场战争。

七月初六（8月2日），他就在和儿子曾纪泽的通信中提到了普法战争，——甚至，他得知战争的时间比法国公使罗淑亚都还要早上两天。

同年8月6日，普鲁士军队发动沃尔特会战，重创了法国名将麦克马洪。而曾国藩抓人是在8月24日前后，彼时法军已经在各个战场上遭遇了惨败，拿破仑三世已向色当方向溃逃。

当时，面对西方列强施压，清廷内部也有其他人听闻普法战争的消息，故认为时机有利于我，不用赔偿，且以主战派占上风。

然而，奇怪的是，曾国藩却决定按照慈禧太后“息事宁人，维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的旨意，仅用简单粗暴的“一命抵一命”方式来侦结天津教案。

同年9月1日，色当会战爆发。9月2日，拿破仑三世打出白旗向普鲁士投降。此后，法国发生巴黎公社起义，内部斗争残酷而激烈。

在这种背景下，在拿破仑三世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曾国藩竟按照法方要求将教案“元凶”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16人处死，4名“从犯”处以死缓，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还决定赔偿洋人损失46万两白银，并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进行道歉。

9月18日，上报清廷处死“元凶”。由于曾国藩犯病，行刑改由李鸿章监督执行。

曾国藩的处理意见引来全国口诛笔伐，一片声讨，由此，晚节不保，身败名裂，人人皆呼其为“卖国贼”。在京师的湖南同乡视曾国藩为“乡人之大耻”，他们不仅毁掉京城会馆中所悬曾国藩题字匾额，并将曾国藩的名籍削去，而湖南老家的绅民们则砸毁曾国藩的家宅。

按理说，普法战争对于清廷处理天津教案十分有利，但从种种迹象来看，清廷并没有利用普法战争的时机来解决教案的意图。

放着大好时机不好好利用，这倒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威妥玛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天津教案发生后，超级大忽悠威妥玛便故意威吓，称中法之间“未来必有数战”，吓得慈禧急急忙忙将淮军调往直隶。曾国藩认为威妥玛所言仅仅只是揣测之词，但慈禧太后被威妥玛忽悠瘸了，迫切希望与法方公使罗淑亚就近在天津迅速议结，最后上了威妥玛的大当。

在台湾问题上，威妥玛也给中国埋了个大坑。

1874年5月6日，小日子第一位海军元帅、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率领以萨摩武士为主的日军入侵台湾，遭到台湾原住民的激烈抵抗。

战事毫无进展，小日子便派出维新元老大久保利通，前往清朝总理衙门进行交涉。这个威妥玛，居然神奇般地成了双方之间的调停人。

明治维新后，小日子陷入了财政危机，旧武士阶层的支出占到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债台高筑的明治政府发行的纸币又受到民众的抵制，可谓举步维艰。不仅如此，小日子国内当时已处于战争边缘，当年爆发佐贺之乱，三年后又发生西乡隆盛领头的西南战争……

故此，在这样糟糕的历史背景下，小日子其实迫切希望尽快结束中日之间在台湾方面的战争。

明明时局明显对小日子不利，可威妥玛这个大忽悠愣是颠倒乾坤，让清廷变成了吃亏的一方。在威妥玛的斡旋下，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条约规定：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此为不是；

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

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作罢论；

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致再受凶害。

根据《北京专条》，中国以抚恤难民、购买日军在台所建房屋的名义，一共支付给小日子50万两白银，作为其退军的条件。

至于事成之后威妥玛从中捞取了多少油水，目前尚不得而知。

威妥玛还打起了新疆的主意，欲在新疆问题上故技重施。

1876年8月，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同年年底，又夺回了玛纳斯。至此，阿古柏主力已被湘军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次年一月，满清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抵达伦敦，返回英国的威妥玛立刻与郭嵩焘展开谈判。威妥玛明知清军大胜，却蛮横无理地要求清军停止进攻。

对此，他给出的理由是：

1、停止进攻，可以节省军费；

2、如果主动停止进攻，俄国人就找不到反击的理由；

3、停止进攻喀什葛尔有利于中英双方之间的贸易；

4、阿古柏不是叛徒，中国师出无名。

5、为了劝说清廷，他还故意说中亚政权都很短命，中国可以在二三十年后等新疆自然回归……

所幸，左公就是左公，不是曾国藩！

左公对此坚决不同意，坚持秋风扫落叶，痛打落水狗，坚持挥师猛攻，斩草除根，最终阿古柏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得服毒自杀。

在晋升为全权公使之后，威妥玛在马嘉理案及《芝罘条约》的处理中，屡次成为“炮舰政策”的实践者，并因此饱尝甜头。

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将英帝国的在华活动置于全球性的框架内理解，并藉由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Deleuze）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来诠释英国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过程。

何谓知识再生产？

即一方面英国利用鸦片披着商业的外衣，同时动用军事力量、传教等手段逐步渗透、瓦解清廷的统治体系。除了以暴力胁迫攫取经济利益外，还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科技领域狠下功夫，包括但不限于印刷、出版、剽窃、盗窃各种典籍和知识。

知道承担重要任务的墨海书馆英文名叫什么吗？

London Mission Press.

在权力（胁迫）-知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中，威妥玛就是那个核心人物之一。

威妥玛利用从中国抢劫、又或盗窃而来的典籍知识，通过与传教士们的合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把西人书写的历史记录进行了合法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