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几位名人的遗产情况（袁世凯,冯国璋,曹锟,王占元,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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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急雨松风 聊到曹锟在天津的房子。实际上北洋系的要员多喜欢在天津置产，尤其是租界之内，以求自保。同时做房地产投资也多喜欢首选天津。

北洋几位名人的遗产情况——

袁世凯共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其中三女一子早亡。袁死后，除了长子袁克定因系“嫡出”而分得四十万元外，其余十五个庶出的儿子各分得十二万元，除了现金外，也有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北洋系”企业的股票。袁世凯有十二个女儿，每人给八千元“嫁妆钱”。这笔钱加起来就是二百三十万元。袁世凯的十六个儿子每人还分到了十条金子。查张家骧《中国币制史》，1916年一两黄金（十六两老秤）的价格在全国各地不同，折算成银两大约是二十五两至三十五两之间，平均价格为三十两，合大洋四十五元。按十两一根来算，这笔黄金大约值七万余元。

袁氏家族在北京、天津等处的房产和河南彰德的土地，则由各位儿子分掉了。当时北京的房地产价格虽然比今日便宜，但也绝非某些怀念民国的文章所称“几百元买一座四合院”那么便宜。一座大型多进四合院的价格在三万到五万银元之间。天津洋楼价格与此相仿，甚至更贵一些。袁氏在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四万亩左右，民国初年豫北地价依肥瘠程度不同，大约每亩三元到十三元不等。房地产总值保守估计，也有一百三十余万元。诸项加到一起，袁世凯留下的现金、股票、黄金、房屋、土地等遗产大约有四百余万元。至于各处留下的家具、衣物、古籍、字画、珠宝、古董、文玩这些动产尚没有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袁氏的遗产估价五百万元以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曾任民国副总统和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临终时，王克敏和冯耿光来病榻前看望，并询问有什么未尽事宜。冯国璋说，他的财产，连值钱的带不值钱的，大约有两百多万。将来长子分一大股，中间的（儿子）分中股，小儿子分小股。冯国璋死后留下的财产总额，按照律师清点统计，共有264.5万余元。其中包括祭扫费29.4万元，现金56.9万元，商业投资49.9万元，股票43.4万元，房地产84.9万元。其中重要的几项统计如下：
一、地产：1、老家河间县土地1000余亩；2、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有盐碱滩地75万亩；3、阜城县、兴济县有土地2000余亩；
二、房产：天津的房产共有三处，计房屋620间（楼房160间，平房460间），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占地22.355亩。其中在旧奥租界（今河北区民主道58号，民主道与华安街拐角处），计有楼房110间，平房55间，建筑面积4661平方米，占地6.376亩；在今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宇纬路有楼房24间，平房47间，建造面积1435平方米，占地四亩多；在今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中段西北侧，1922年冯国璋三子冯家遇（相声演员冯巩祖父）在此建房，计有楼房26间，平房358间，建筑面积5854平方米，以其原籍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名之，为出租房屋。
冯氏在北京的房产也有三处：1、帽儿胡同大四合院一座（今帽儿胡同7号、9号、11号、13号，即著名的“可园”），有房五百余间，冯国璋用7万两白银购得，1919年去世于此；2、煤渣胡同，有房三十余间；3、元勋大人胡同及西堂子胡同有房四十余间。此外在河间县诗经村有房数百间。

冯国璋故居（天津）

冯国璋北京可园

三、股票：中国银行、大陆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北京电灯公司、保定电灯公司、北洋火柴公司、华昌火柴公司、上海印书馆、临榆兴业煤矿、井陉煤矿、龙烟铁矿、东兴实业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裕大纺织公司、裕元纺织公司、北洋淑兴渔业公司、同富渔业公司、华成盐垦公司、开源实业公司等等。

冯国璋去世后，其子女按照冯氏遗嘱分了家产。长子得20股，次子三子各得15股，四子五子各得10股；次女、三女、四女各得3股，长女因已分得天津洋楼一座、地皮30亩，所以只分了2股。在四子冯家迈分得的10股里，包括现金6.5万元，商业投资6.7万元，股票4.9万元，房地产10万元。其他子女分得的财产可以由此推知。

民国“贿选总统”曹锟的财产，按当时报纸上的说法，达五千万元之多，曹氏投资的实业有龙烟铁矿公司、怡立矿务公司、保定电灯公司、久大精盐公司、保阳火柴公司、久兴纺织公司、恒源纱厂、中日实业公司、北洋保商银行、农商银行、溥益实业公司等等。以恒源纱厂为例，曹家在该公司的的投资有82万元，受一战期间及战后欧洲工商业和外贸萧条、亚洲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1920年分红达69666元，1921年分红高达146950元。

曹锟故居

地产方面，曹锟在直隶有土地一千余顷（十余万亩），包括水旱稻田、苇地、荒地、盐滩地等等，以未垦荒地和天津周围地区的盐滩地为多。在天津有房产十余处，其中黄纬路“曹家花园”占地两百多亩；在北京购买清代镇国公府一座；在保定城南关亦有一座占地极广阔的“曹家花园”，如今是保定人民公园和保定动物园。曹氏掌握的存款、现金、黄金、古董等情况不详，股票数字也无从而知。但其财产总值，姑且以袁世凯财产的两倍计算，也不过是一千万元，是冯国璋实有财产的四倍左右。

就曹锟、曹锐、曹锳诸昆仲的财产规模而言，一般都认为曹锐精通生财之道，不但从政而且经商，因此财产超过曹锟。他把自己的半数财产和曹锟交给他经营的一大笔财产都存入了汇丰、花旗、东方汇理等外国银行，据估算有数百万元之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扣押曹锟、曹锐，随后将曹锐带走审问，意在审问查实曹氏家族财产情况。曹锐自知难以幸免，于是服毒自杀。当时他在外国银行开立的账户都是假名，而且事发突然，没有来得及交代给其他人，因此曹锐自杀后，这几大笔存款成为“无主账户”，便宜了这几家银行。“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派兵进攻保定，活捉了曹锟的侄子曹士杰，逼他交出30万元作为获释条件，曹家连这笔钱都无力筹措，最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以10万元赎金获释。此后曹氏兄弟子侄诸人都隐退于天津，凭借早年置办的房产地产，以及手中的股票存款，过起了寓公的生活。

还有一位北洋名人王占元，出生于山东馆陶县（今属河北），早年参加淮军刘铭传部，之后参加了宋庆的毅军，1895年在天津小站加入袁世凯新军。此后逐渐升迁，1911年11月因从革命军手中夺下汉阳而升任陆军第二镇统制；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而获得陆军上将军衔。1915年王占元支持袁世凯称帝，被授予“壮威将军”头衔和“一等侯”的爵位。袁世凯死后，王占元成为湖北督军兼民政长，也是直系“长江三督”之一（另外两人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也都以善于聚敛钱财而著称）。

王占元的敛财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他派人从湖南常德购煤，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却充作每吨22元的优质煤卖给汉阳兵工厂。王的另外一个嗜好是倒卖黄金和铜元。当时中国各省银元与铜元汇率参差不一，王占元便在武汉铸造铜元，用军车运到河北顺德（邢台）、保定等地兑换。此外王占元还开设银号贩卖黄金，垄断军装被服生产，倒卖军需物资等等。1921年他参加“长江三督”的天津会议，领到用于发放军饷的银元二百万元，王占元转手就从中拨出一百六十万元装入私囊，存进上海、大连等地的外国银行吃利息。

由于王占元对湖北省的统治和盘剥非常苛酷，其麾下军队也因屡屡拖欠军饷而频发兵变，湖北政界和军界在1921年爆发了“倒王运动”，王占元被迫在当年8月通电下野，随后逃往天津。他利用在湖北任内搜刮到的大量钱财，在天津、北京、保定、大连等地广置地皮房产。仅在天津就买下房基地皮一百一十多亩、房屋三千多间；在北京有房产一千多间，包括饭店两座，用于出租，还有私宅两座，其中一座是前清的王爷府。王占元在保定还有房产七百多间，在济南有房产一百多间，在大连有楼房一座，房屋五六十间，在祖籍馆陶也有房产二三百间。他还利用河北荒旱的机会，低价购买田产，在大名、邯郸、永年、徐水、馆陶等地置田五百多顷（五万余亩）。

除了房地产外，王占元还大量投资实业，有鲁大矿务公司、裕东矿务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乾丰纺织第一厂、鲁丰纺织公司、庆丰面粉公司、乾义机器面粉两合公司、中华懋业银行、中国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股票，涉足矿产、纺织、粮食、电力、金融等多个行业。在其晚年，王占元经常身揣多串钥匙，巡行于天津各处房产之间，被人讥笑为“各大马路巡阅使”。尽管坐拥数千万元财产，王占元还是个守财奴，有时慈善团体向王募捐，他勉强敷衍一二千元，从不肯多出。只有一次，山东同乡会在天津创办“中山中学”，算是破例捐了一万元。他有一件海龙（海獭）皮领、水獭皮里的大衣，视为至宝，但皮质不是上佳，实际只值几百元而已，比起其三儿子花一万元购置的海龙皮大衣，不啻天壤之别。

据王占元的常年律师赵世贤六十年代初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的回忆，1934年王占元死前立下遗嘱，财产由四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分成五股平分，留下馆陶的地产和房屋，以及天津的一部分房产作为家族公产。此外还分给大太太现款二十万元，二太太和四太太每人十万元，五太太因为没有子女分到了二十万元。此外还有古玩、字画五六百件，全都留给长子。

“长江三督”中的李纯在天津购进房产八千多间，陈占元在天津有房子六千多间。这三人都是北方人（李、陈都是天津人），发迹经历和敛财手段都很相似。但就财产结构而言，王占元在实业界的投资要多于另外两人，房产田地则比不上后者。

1916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东单豫亲王府修建协和医院，当时北京市坊间盛传协和医院在拆王府时掘得了老豫王的巨额藏银。李纯听到这个传闻后也蠢蠢欲动，花20万元在北京买下了破落的庄亲王府，将其全部拆除，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外财。于是把王府的建筑构件全都运回天津，本想建成私宅，但称帝前夕的袁世凯听说此事，派人加以过问。李纯为了避风头，只好改成李氏祠堂。整座祠堂号称“天津小故宫”，占地九十多亩，有石坊、照壁、华表、长廊、殿宇、戏楼、拱桥，重檐斗拱，金碧辉煌。至于北京拆除庄亲王府之后留下来的那片空地则被李纯盖建房屋，取名“平安里”，向外出租。

1920年李纯因抑郁症在南京的督军署中自杀。当时他在天津留下的房产价值127万元，地皮价值30万元，此外还有黄金4340两、现款300余万元、股票125万余元。在其遗嘱中，李纯命将遗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大学，另外四分之一捐给直隶省，赈济水灾灾民。1921年4月，李纯的弟弟李桂山在天津懋业银行向南开大学校董卞俶成、校长张伯苓移交了民国元年公债218.8万元（时值银元50万元），南开大学校董会为此把李纯列为南开的创办人，并且将南开大学的行政办公楼命名为“秀山堂”以资纪念（1937年7月日军轰炸南开，“秀山堂”被炸毁）。李纯虽然在任职时贪财无度，敛财无数，但临终时能顾念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捐赠巨款，也算是北洋诸君滚滚浊流里的一股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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